探访神木石峁遗址，真的很特别！

烽火台

2016年8月，考古人员在石峁遗址的皇城台区域，发现了4300多年前的大型建筑遗址，瓮城、广场保存完好。建筑遗址位于皇城台底部，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条用石头砌出的通道，从皇城台底部直接通向顶部。 [19]
这可以叫“皇城大道”，它是一条通向内外城的主干道，在通向皇城台顶部前有相对隐蔽的空间，可以增强皇城台防卫能力。
在瓮城的石墙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两件保存完好的玉钺。在回填的土中，还发现了制作青铜武器的石范。
专家表示，石范的发现证明在4000多年前后，石峁遗址已具备生产和铸造简单青铜武器的能力，对研究中国早期青铜发展史以及石峁遗址人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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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文物部门持续两年的考古发掘，神木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门址揭开神秘面纱，它是目前我国确认的龙山晚期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门址结构。 [20]
石峁遗址皇城台门址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处上下皇城台的城门遗址，主要由广场、外瓮城、南北墩台和内瓮城等四部分构成。其中，广场处于门址的最外面，是一个南北走向，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的平整场地，这也是目前我国确认的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城门的结构大体和外城门址的结构类似，两边有南北墩台，有内、外瓮城，还有石砌的台基、道路、护墙等。考古人员在门址范围内出土了大量文物。 [20]
从这些遗物的年代推断，它最初构建的年代是公元前2300年到2200年左右，也就是说石峁遗址最先的发展，皇城台应该是它最先构建的一个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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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皇城台护墙的发掘也取得了新进展，整个皇城台由石砌的墙体层层包裹，每层高3米左右，呈现出顶小底大的金字塔式结构。在坍塌的建筑中还发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遗迹，生产的主要产品是骨针和石范、环首铜刀等，这类现象表明皇城台上居住的人，除了传统意义上说的高等级贵族之外，一些掌握手工技术的人也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也可能生活、居住在皇城台上皇城台门址代表了一个早期王权国家享受族群里面最高等级的规制，对于早期中国都城史的研究以及早期都城，尤其是一些城防设施和门制的规划以及结构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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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处最为重要的发现是70余件精美石雕，石雕多数出土于墙体的倒塌石块内，部分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单面雕刻，少量为双面，以减地浮雕为主，还有少量阴刻、圆雕。石雕的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其中“神面”石雕体量较大，雕刻最为传神。单面浮雕多为对称式构图，最大者长度超过2.6米。圆雕为椭圆形柱体，立于夹道正中的地面之上，高度近1米，两面雕刻相同的神面。系列测年数据显示，这批石雕的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墙面上镶砌石雕的现象应与石峁遗址中发现的“藏玉于墙”和以人头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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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5日，考古人员在对“石峁遗址”皇城台遗迹进行发掘时，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骨器。据了解，这是陕北地区首次发现的龙山时期骨器加工作坊遗存。
据统计，考古人员在30立方米土方内，发现骨针数量超过250枚，各类骨器总计逾300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介绍，从采集到的制作骨针的标本来看，骨料经过了不同工序加工，展示了当时制作骨针的全过程。用石片等把骨头切割形成细小的骨条，再经过打磨等工序加工成骨针。
据分析，制作骨针的原料来源于羊小腿趾骨，打磨骨针用的砾石是当地产的砂岩。
专家表示，此次骨器的发现表明皇城台顶部存在着制骨手工作坊，为探索皇城台顶部聚落结构和石峁城址内部功能区划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还证明石峁遗址皇城台遗迹不仅是贵族的活动区域，也是当时先进工艺技术的手工作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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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陕西省考古人员在石峁核心区域发现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皇城台遗址和一批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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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新发现了一件大型人面石雕。石雕本体呈圆弧形，镶砌于皇城台大台基西南角的墙体之上。这件石雕已发掘出两个相邻的人面浮雕，两个人面保存状况较好，神态庄严肃穆，均戴有耳珰，呈现双目略突出、阔嘴呲牙的表情，其中西侧人面长约80厘米、高约50厘米，头戴冠饰，是石峁石雕中尺寸最大的单体图像。东侧人面双眼外侧有弧状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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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黄河之畔、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以公元前2000年的三重石头城墙和玉画双绝的英姿乍露，吸引着考古学家的目光。 [24]
石峁遗址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石峁城址的发现。石峁城址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所对应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聚落形态演变、人地关系及遗址的功能。
石峁城址还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背景，更对进一步了解早期的历史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发现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中国史前格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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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经中国考古学会、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等40余位考古专家，对神木市石峁遗址发掘现场联合考察认为，石峁遗址是已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城址，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遗址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经过大量考古调查、勘探和部分发掘，考古队在遗址中发现了保存相当完整、基本可以闭合的石砌城墙及城门、角楼和疑似“马面”等附属设施。通过分析调查，专家初步认定石峁城址应当始建于龙山中期，延续至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无疑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黄河腹地二里头遗址之外一个重要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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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因数千件流散的玉器而闻名。由于遗址的范围大，遗址范围内的修路、取土等建设活动，甚至对遗址的滥挖、盗掘等仍时有发生，遗址的保护形势急迫。鉴于遗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长期性，与会学者纷纷呼吁，应在当地尽快设立石峁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加强对遗址的日常监管和看护。同时，尽快制定保护措施和遗址的保护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