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季鸾公园旅游攻略！

黄土宏

在馆内北边的展墙上，有一张《大公报》获奖照片很受关注。据了解，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1940年度“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颁奖词中说：“该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时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张季鸾的一支笔影响了一个时代。毛泽东肯定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周恩来誉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蒋介石称其为“一代论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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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公报》的老报人回忆，张季鸾非常好客，极有人缘。民国初期，他跟林伯渠都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36年秋，他去西安暂住，与林会晤，二人彻夜长谈。张季鸾酷爱昆曲，跟京剧泰斗梅兰芳、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也是好朋友。
1941年9月6日在重庆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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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今天看来，胡政之对张季鸾的评价是基本恰当的。作为一位成功的报人，张季鸾有许多地方值得今人怀念与学习。
张季鸾先生去世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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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有三任太太，分别是：高芸轩(1908年) 陈孝侠(1934年) 陈氏夫人(1936年)
1937年于香港
1937年于香港
儿子：张士基(陈氏夫人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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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 [2]  　在公祭的前一年，当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丧礼，吊唁这位报人。当时的公祭，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张季鸾的宾客。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进行演奏，天空中的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张季鸾祖籍在陕西榆林，当时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是因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专门为了迎接他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当地人们传说，这里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号称“双龙戏珠”。而在文献记载中，这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在这场公祭之后，一座“又大又有气势”的陵墓，就在村子东头的塬上盖了起来。有高高的围墙，门口的几个石墩子“两三个人都抱不住”。走进大门，砖铺的一条大路，连接着一道长长的台阶。陵园院墙外本来种着一排茂盛的洋槐树，通往墓碑的那条砖铺小路，两侧也有两道繁茂的花墙。陵园的里面，有两片桃园，而在台阶的尽头，墓碑周围，则是一大片的松树，那是专门从周围的山里移来的“秦岭松”。陵园建成之初，曾经有一个连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专门为张季鸾守墓。没过几年，这些国民党的军队随着战事吃紧，不知所踪。这个庞大的陵园从此没了人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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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特别是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为配合大炼钢铁，周围几个人民公社争先恐后地派人赶来这里。很快，陵园院墙内外的洋槐、白杨，还有坟前的秦岭松，都被干劲高昂的人们争抢着砍倒，送入土法炼钢的炉子里。《大公报》各大版面纷纷改组，新闻界与它的过去进行了决裂。在几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张家的后人此时已无暇顾及这些了。直至“文革”开始后，这些用江南运来的石材刻成的石碑，连同墓基上砌的石条、青砖，都被彻底砸碎，成为村民们用来盖房子的边角碎料。最后，在“破四旧”的运动中，一辆属于生产队的拖拉机从坟顶推过，将半个土包夷为平地。整个陵园瞬间变成了庄稼地，并且按照地界，被分成两半，划拨给了两个不同的村子。在一片混乱中，村民们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季鸾的墓地已经被人挖开了。打开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里头有一间厅堂、两间小室，里面的陈设只余下一张石几，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散落在上面。这便是这个庞大的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葬品。之后的几十年里，张季鸾的墓带着赤裸裸的裂痕，躺在这片凌乱的庄稼地里。即使是“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这个这只剩下半个土包的陵墓。 　1994年，一名当地的记者寻访到这里，面对墓地惨状大为震惊。他在随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识，人迹罕至。一抔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   1999年的一天，张季鸾旅居香港的孙女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张季鸾的外甥女李赋英，一个曾经在《大公报》工作的老人，辗转找到陵园，却发现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墓园又荒又乱，土包也只剩下了半个。“墓一定要重修，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女孩在电话中说，“我只能拿出一万元港币，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李赋英立刻答应了下来，为了批下一块地，她坐着公交车，从西安市市中心到长安县县城，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开始，当地政府以为是港商回乡投资，热情很高，但结果发现只有一万港币，立刻“失望得不得了”。几番协商后，李赋英最终拿到了一亩地。这正是当年陵园尽头墓碑所在的地方。虽然与陵园最初40亩的规模仍相差甚远，但她已经觉得 “很满意”了。 李赋英按照子孙给长辈树碑的口吻，拟了“先父张季鸾先生之墓”几个字。至于石碑的背面，最后选择了两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放了上去。最后的碑文，是李赋英请自己在水电工程局的一个同事写的。至于搭建这个墓碑的工匠，李赋英在村子里打听了很久，最终找到做了几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没过几个月，这个经验丰富的石匠不仅盖好了墓碑，还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把陵园里原来摆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间运回村里的。当时，因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么，他就把这张石台丢在了饲养室里。如今，这张和生产队饲养的牛、马、驴子共处了几十年的供桌，终于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因为小时候常去张季鸾陵园玩耍，邢炳年对于这次重修墓碑的活计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在斜对门的工匠那里，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写有“报界宗师”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顶端。这几个字，是他从李赋英送他的《张季鸾文集》中看到的。“这是周总理唁电里的话，”李赋英还听从了邢炳年的另一个建议，按照她原先的图纸设计，墓地的土包应该浇上水泥砂浆，把它整个覆盖起来，但邢炳年说，被水泥砂浆包裹的墓地，长不出草来，“人丁不旺”。回想起张季鸾年届五十才得独子，李赋英心中一动，立刻爽快地答应邢炳年，让墓地的逆土裸露着，多长些草。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终于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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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系榆林籍文化名人，报界宗师。家乡人民在得知先生位于西安的陵墓被猪场包围的情况下，经家属申请人，榆林市政府和陕西省政府的努力下，最终将先生陵墓迁回祖籍榆林。为此，榆林市政府在东沙专门修建了季鸾公园，将先生的陵墓迁入公园内的月亮湾，并在院内修建了季鸾纪念馆，供游客瞻仰和参观。
季鸾公园位于榆林城区东郊，占地面积3315亩，东起新210国道过境线，南至钟家沟新农村，西临金沙二路，北靠榆麻路，概算投资7.2亿元，由榆林市住建局负责建设，建成后交由我区管理。目前，公园一期绿化、景观节点、亭阁、雕塑、园内道路等工程已基本结束，二期景观、给排水、电气等工程正在建设，计划2015年底建成投用。
2011年以来，根据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经过市、区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多次协调对接，一代宗师、文坛巨擘，榆阳籍著名爱国人士张季鸾先生灵骨，于2014年8月13日从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迁回故里，安葬于此。张季鸾先生是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者，享誉海内外的政论家和爱国人士，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水利专家李仪祉并称“陕西三杰”，他主笔《大公报》15年，使《大公报》成为当时最富盛名、极具影响的报纸之一，1941年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成为我国报业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张季鸾先生陵墓选址在季鸾公园南头的月亮湾，面临榆阳河，背靠红山，东北西部突起，中间平展，南部拟建54级台阶作为陵园通道，寓意张先生生年54岁。墓冢座基高0.96米，直径9.6米，由清涧青石砌护，选用本地石材，体现地方特色，其中土冢高2米。整个墓园端庄大气，简易朴素，风景优美，幽雅怡静。既可安慰张先生在天之灵，又体现了一切从简的原则。
季鸾公园建设依托张季鸾先生陵墓和东沙森林植被，着力打造体现榆林人文精神和集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公园。建成后，对于改善东沙片区居住环境，提升榆林城市品位，加快榆林国家园林城市和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将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公园景观结构整体上可概括为“一带”、“三轴”、“四片区”，所谓“一带”指沿金沙二路由城市向公园过度的市民休闲带，“三轴”指沿公园东西方向物质民俗文化轴和南北方向精神生活民俗文化轴、社会民俗文化轴设置的陕北民俗文化景观，“四片区”指公园建设的林荫休闲区、郊野运动区、游乐体验区和绿野游赏区。公园共有4个主出入口，园内建有一级园路5条，二级园路6条，三级园路19条，分别沿三条主轴线布置。此外，还点缀了以境内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命名的8亭1阁，进一步体现了区域丰富的生态资源。
季鸾公园的建设，对于弘扬张季鸾先生精神理想，彰显榆林人文底蕴，教育公众铭记历史，启迪新人奋发成才，全面推进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将成为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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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年， 张季鸾13岁时，父亲张楚林便因病身亡与济南，在那个医疗资源不充足，诊疗技术也不发达的年代，一点小病都可能要了人的命。年少的张季鸾随母亲扶灵回到了陕西榆林，就此在榆林生活了下去。 张季鸾自幼聪敏无比，且对世事有着敏锐而好奇之心。 父亲为官清廉，给张季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清官注定没有多少资产，张季鸾与母亲和妹妹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母亲没有要求他放弃学业，出去做工补贴家用。 张季鸾在榆林，刻苦读书，先后就读于榆阳书院、烟霞草堂、三原宏道三个书院，积累了深厚的国学知识。张季鸾还曾师从当时的文坛大儒刘古愚， 刘古愚非常喜爱这位学生，二人亦师亦友，他作为一个长辈对张季鸾从生活到学习上的关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张季鸾父亲早逝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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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且亦坚，不坠青云之志”。张季鸾十分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一刻也没有松懈过。然而好景不长， 他的妹妹、母亲和老师刘古愚分别在他14、15、16岁时相继离开人世。 一位亲人的逝去尚且让人肝肠寸断，在短短三年内失去了三位最为重要的人，年纪尚小的张季鸾体会到了刻骨铭心之痛。以致几十年后，他每每回忆起这段日子都坦言，“这三年是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始终忘却不掉的悲怆，三十年来，每每想起，不由感到无可奈何般的痛彻心扉。” 化悲痛为力量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斯人已去，张季鸾却必须背负着父母亲人与师长的期待坚强地活下去。 1905年，张季鸾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去日本公费留学的资格。同期远渡重洋的不少学子，往后都成长为了乱世中的国家栋梁，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 张季鸾在日本学习的并非军事或治国之经纬，他在日学习的是新闻学。张季鸾敏锐地感知到， 20世纪的纸媒将会风靡世界，在这个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把握住传媒这条命脉，就是把握住了在国际上的一席之地，舆论战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三年后，张季鸾学成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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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担任过《民立报》的记者，撰写了许多出色的新闻稿件。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怀有报国之心的张季鸾开始跟随孙国父进行革命事业，孙非常信任这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将他放在身边，担任自己的秘书。 二十三岁的张季鸾负责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参与历史列车中的重要一环，让这个张季鸾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也逐渐对政治有了自己的想法。 张季鸾在乱世中沉浮，几经辗转于各大报社，积累了丰厚的新闻传媒经验。1926年，他与吴鼎昌、胡政之一同成立了新记公司， 创办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报纸《大公报》。 张季鸾始终坚守自己的本心，也秉持着作为一个职业新闻者的原则，对待时局时政与国家大事， 他都以最为公平公正的态度进行评论和报道，张季鸾痛恨笔下尽是胡言，满纸无一句事实的无良记者，他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