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季鸾公园旅游攻略！

黄土宏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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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党”
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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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卖”
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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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私”
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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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盲”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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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张季鸾的确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性人物胡适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以胡适之为人为文的平实理性、宽容厚道和冷静渊博，以张季鸾为人为文的理路清晰、见解独到和热情洋溢来看，上述品评，绝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论世，一语中的。诚如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所说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蒋介石还指派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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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作为一名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报人兼政论家，曾以“三骂”社评闻名天下。这三骂分别是：



一骂吴佩孚。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打败军阀吴佩孚。12月4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跌霸》社评，说吴佩孚“独霸一时，为迷信武力统一之一人”，“综论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



二骂汪精卫。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随即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大肆屠杀；11月4日，张季鸾愤然发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他骂汪精卫“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



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最豪华的美琪饭店，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婚礼。同日，蒋介石在报端发表声明：“今日得与最敬爱之美龄结婚，为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之一日……确信自今结婚后，从此可安心尽革命责任。”然而，第二天，一篇大煞风景的文字《蒋介石之人生观》出现在《大公报》的社评版，针对蒋氏“革命工作始于美满婚姻”的说法，张季鸾连声质问：“那些在国民革命中死伤的北伐官兵们，是否人人都有‘美满的婚姻’？如果有，为什么要拆散他们的婚姻，把他们推上战场？如果没有，那是否意味着他们全都虚度了人生？”。蒋介石虽对批评大感恼火，却对张季鸾的“国士”精神深感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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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的世界性荣誉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应当注意他所指的《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点。即，《大公报》虽然具有国际媒体通行的商业经营的性质，但同时，它还拥有中国文人论政的深厚传统。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就是蕴含深重的伦理担当，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这是从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中传承下来的道统，这就使《大公报》获得了一种在中国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报刊中脱颖而出，臻于化境，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就张季鸾自己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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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 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 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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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馆中有一块荧屏呈现出来的幻影成像，影像将季鸾先生的一生生动鲜活地展现出来。据了解，季鸾先生漂泊一生，其家国情怀、故土情节甚浓，对故乡榆林尤为关心。他生前曾四次回榆林，对故乡怀有深厚的赤子之情。



影片中每个场景都有着不同的音乐，让人最难忘的是1934年，张季鸾回乡祭祖，为父母立碑。国民党驻榆86师师长井岳秀率部到榆林城南二十里地的三岔湾迎接张季鸾。进城后，榆林城内万人空巷，乡亲们争相一睹张季鸾风采，随后便撰写了脍炙人口的《归乡记》。场景逼真，活灵活现，让人难以忘怀。